患新冠肺炎去世老人最后遗愿捐遗体用于病理研究

面对新发疾病,只有进行遗体解剖,才能获得完整的疾病病理资料,开展更有效的针对性治疗。在武汉,有一位84岁的老军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提出捐出遗体用于新冠肺炎的病理解剖,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2020年2月19日晚,一份遗体捐献书,交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刘良团队。捐献书写道:父亲李绍源新冠肺炎加重不幸去世。患病期间明确表示,死后将遗体捐献出来,为早日战胜新冠疫情发挥一点作用。

2020年2月1日,李绍源确诊新冠肺炎。住院期间,他多次提及把遗体捐给国家用于病理解剖。

1951年,这两位15岁的少年一同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工兵学校,开启了长达70年的友谊。“在无怨无悔的奉献中获得了人生的幸福和欣慰”,这是李绍源在入校60周年纪念册上的感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建筑部队的一员,李绍源的大半生都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度过。

李绍源好友 吴宗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社会消费锐减,一些行业产业发展出现困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至2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服务业生产下降1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及地方出台多项促进消费措施,以带动产业景气度回归。这些措施很有针对性,正在逐项落地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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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余追: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消费是生产的先导,如果经济刺激措施不能以高质量发展理念为引领,“饥不择食”促消费,势必导致更多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从而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背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初衷。拉动消费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并不矛盾,促进绿色消费,不仅能对经济发展形成有效刺激,也有利于产业绿色化程度的提升。

促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建设生态文明题中应有之义,绿色消费是促进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如果各地制定促消费措施时,有意识地向绿色化程度高的行业、环境更友好的企业倾斜,百姓与绿色生活的距离就更近了一步。比如,促进餐饮消费,有关部门不妨给餐饮企业按油烟排放水平优劣排个座次,以便于公众做出绿色选择;再如,促进文化旅游消费,可以鼓励百姓多走进生态旅游景区,多看场生态题材的电影。这些举措,不仅能有效引导公众绿色消费,也是对企业绿色化的肯定和激励。

李绍源好友 吴宗元:

有人认为,对产业及经济要形成有效刺激,必须多点强措施,少点硬束缚,绿色理念、生态环保要求可以暂放一边,不妨等经济秩序回归正常轨道,再做相应调整。但是,着眼长远,促消费绝不能放松“绿色”这根弦。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刘良团队医生 王荣帅:

武汉市残疾人社会服务中心副主任 江昕:

当年李绍源理事长在武汉市残联工作的时候,我们新建的一个为残疾人服务的设施,武汉济世之家,当时可以居住200个肢体残疾人,后来包括智力残疾人的培训班也在这里面开设。

至今,全国已完成十余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解剖,病理研究团队观察到器官继发性损害、肺部多粘液等病变特征,为后续的临床治疗提供了重要指导。(总台央视记者 卞晓烟 赵迎晨)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百姓期盼的小康,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小康,哪个方面有不足,都会影响小康的成色。期待有更多“绿色”措施出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因为他一直都是军人,然后一直都念部队包括国家对他的好。

3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攻坚战尤其是蓝天保卫战形势依旧严峻。这几年,生态环境质量虽有提升,但改善成果还相对脆弱,不少地区空气污染还时有发生。今年1、2月份京津冀及周边就经历了数次空气重污染过程,这虽和不利气象条件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污染物排放量过大。因此,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地改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把污染排放总量降下来,为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奠定基础。

参加两弹一星的工程建设很艰苦的。艰苦到什么程度?吃饭的时候两个牙齿不挨拢的,挨拢会沙沙响,都是砂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刘良团队的三位医生立即赶赴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连夜实施解剖手术。

肺部的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出血等等,确实是有典型性的,对我们的研究上的拓展,很有用的。我们打心眼里感激他。

我觉得应该对整个人类是一种大爱精神,他才会去捐献遗体的。纵观这个医学史,没有尸检,没有尸体解剖,你很难把一个疾病的发病机制把它搞清楚。只有把这个疾病的病理搞清楚了,你才能够有力放手的治疗。

△李绍源好友 吴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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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岁的吴宗元老人,至今不愿接受李绍源去世的事实,时常对着旧物出神。

他的一生总是在献爱心,最后把自己的遗体也献出去了。

90年代初期,李绍源转业,在武汉市残疾人服务中心任理事长。那时中国残疾人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他克服重重困难,建起了专门服务残疾人的康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