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中国推动安理会工作在艰难时期取得积极成果

新华社联合国3月31日电 综述:中国推动安理会工作在艰难时期取得积极成果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3月31日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坚定履行安理会轮值主席国职责,主动作为,开拓创新,推动安理会工作在艰难时期取得积极成果。

西安在全国的经济排位,则从2018年第20位掉至2019年第24位, 被东莞、合肥、福州及合并莱芜后的济南超越。

支持者认为,这既可以破解西咸一体化的行政壁垒,又能缓解西咸新区长期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更为长远的利好是,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做大做强西安,提升西安在经济总量、人口等方面的城市能级。

经过多年实践,西安、咸阳、西咸新区三大主体之间存在着体制机制不顺的问题,整体发展合力不强。

合力上的不足,已经影响到两座城市的经济表现。

到2018年2月,《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一圈一轴三带”总体格局,其中的“一圈”,正是指由西安、咸阳主城区及西咸新区为主组成的大西安都市圈。这也与《陕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划定的都市圈范围一致。

官方提法的一个细微变化,瞬间触发各方敏感的神经。这背后,是西咸一体化进程中蓄积已久的矛盾与尴尬。

(根据网络直播文字整理)

当时,媒体报道称,这标志着西咸经济一体化工作将进入“产业融合升级、城市功能互补”的发展新阶段。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个城市似乎再没有更多实质性进展。

但在反对者看来,当西安自身实力还不够强大时,即便通过简单直接的行政区划调整获得更多人口和面积,其能否发挥“带头大哥”的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城市一起发展,还是未知数。

18年后,一体化之路依然遥远,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有关两座城市的关系走向,都会引发坊间热议。

一河相隔的西安和咸阳,同处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相距仅25公里。

为推动西咸一体化,2010年,陕西在西安和咸阳两市之间设立西咸新区,并在2011年调整西咸新区体制机制,开启省市共建、以省为主的建设模式。2014年,西咸新区正式升格为国家级新区。

新冠肺炎疫情给安理会及联合国各机构运作带来巨大挑战。中国自担任轮值主席国以来,同会员国密切协作,全力应对疫情影响,对内探索应急工作方案,对外坚定履职尽责,内外工作均有新突破、新成果,更形成一套新模式、新规则,维护了安理会在困难时期的有效运转,发挥了应有作用。

相比之下,西咸都市圈似乎有着“聚焦”和“收拢”之意。

在西安确定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之后,西安的虹吸效应加强,严重威胁着咸阳自身的地缘利益,导致两地发展矛盾日益激化,阻碍着西咸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大西安战略目标的实施。

有猜测认为,从字面意思看,相比大西安都市圈或西安都市圈,西咸都市圈的范围似乎有所缩小。

2014年1月,西咸新区正式获批成为国家级新区。同年,“培育大西安都市圈”被写入《陕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其中核心区包括西安市和咸阳主城区、西咸新区。

张军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不幸的,但幸运的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有力,人类社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存、命运与共。中方将一如既往,以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字之差,意味着什么?

如果把西安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咸阳就可以在它下面乘凉。

西咸一体化在历史上就有过“雏形”

两座城市同为历史文化名城,西安以汉唐故都闻名,咸阳以秦都自居。历史上,除秦朝外,咸阳大部分时期都作为西安的京畿重地而存在,拱卫着古都西安。

为什么突然换了说法?提法变化背后,究竟有何深意?西咸一体化这个“结”,又该怎么解?

梳理公开资料可以发现,在此前的官方文件中,要么是“西安都市圈”,要么是“大西安都市圈”,“西咸都市圈”的提法,从未有过。

当时,时任咸阳市市长向在场媒体表示:

即便是电话并网,直到2013年,还有媒体报道,“西咸并用区号6年 用户异地接电话仍需交‘跨区费’。”

日前,陕西省印发的《关于建设西安国家中心城市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推进西咸一体化发展,支持西咸新区创新城市发展方式,加快建设西咸都市圈”。

近年来,关于西安、咸阳二城合并的呼声一直存在。

也是在这一年,陕西对西咸新区管理体制机制进行调整,交由西安代管。

在中方作为主席国的主持下,安理会实现了两个“历史首次”:3月24日,安理会首次举行视频会议讨论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工作;3月30日,安理会首次以书面投票程序通过4份决议草案。

2014年初,陕西省通信管理局发布公告,宣布西安、咸阳两地移动电话取消长途费、漫游费,执行同一标准,两地间的“跨区费”才终于成为历史。

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承认,无论一体化进程还是都市圈建设,其实都走得并不顺利。

就在上个月,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加快西安-咸阳一体化进程,支持富阎融合发展,推动西安都市圈建设”;陕西省发改委印发的《2020年推动关中平原城市群和新型城镇化发展重点工作任务》也提到,“推动《西安都市圈发展规划》印发实施,多轴线、多组团、多中心、多层次推进城市建设”。

2014年,@咸阳宣传 官方微博也曾就“三分咸阳”回应称:

在2019年发表的《西咸一体化的发展困境与治理路径》一文中,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周伟、许珂分析指出: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要数张宝通提出的“三分咸阳”。他建议,把咸阳主城区、泾阳、三原、兴平、礼泉等适合建国际化大都市的地方划给西安。

在中方积极推动和会员国共同努力下,安理会克服困难,围绕刚果(金)、几内亚比绍、利比亚、叙利亚、中东巴勒斯坦、阿富汗局势最新发展及时讨论,发出一致声音,致力于推动政治解决争端,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安理会还就疫情对有关局势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讨论,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无障碍准入,保护维和人员安全,呼吁国际社会为有关国家抗疫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

安理会还就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授权延期、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授权延期、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联合特派团后续安排技术性延期等通过有关决议,确保各项授权履职不中断,确保联合国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2017年,陕西省政府出台《关于深入推进西咸一体化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以2020年为限,大西安GDP锁定在1.3万亿元,城市竞争力在全国同类城市中排位显著提升。

在美国疫情蔓延升级的情况下,中方直面疫情挑战,及时调整工作计划。安理会3月前两周工作基本维持正常,但针对疫情防控需要,中方采取了相应防范措施,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安理会也响应联合国总部统一安排,积极支持纽约市防疫努力。

另一方面,也有分析指出,西咸都市圈这一提法,或许意在强化咸阳地位。毕竟,西咸新区虽然已由西安整体代管,但大片土地行政规划上仍然归属咸阳辖区。

不过,在最早提出“西咸一体化”主张的学者、陕西省城市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看来,“咸阳不是广州旁的佛山,也不是深圳旁的东莞,无法形成‘两城并列’的都市圈。”所以,“陕西只能做大做强西安,打造大西安都市圈”。

2019年,西安GDP为9321.19亿元,同比增长7%。照此计算,离此前设定的2020年目标尚有近3700亿元差距。其中,西咸新区2019年GDP为520.72亿元,同比增长10.6%。虽然増势明显,但体量仍然较小。

在合作抗疫之外,安理会也没有忽视地区安全问题。3月,安理会首次专题讨论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并通过主席声明。安理会还首次通过关于加强维和人员安全的第2518号决议。中方倡议并提交的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吸引了43个国家参与共提。

要知道,很长时间以来,关于都市圈,陕西的提法都是“西安都市圈”或“大西安都市圈”。根据当地不少观察人士的说法:“西咸都市圈”的官方提法,尚属首次。

杨长风:我们的北斗系统还集导航定位授时、星基增强以及精密定位,再加上地基增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实现了实时的米级、分米级、厘米级导航定位增强服务能力,更提供了“中国精度”。建好我们的北斗,是我们的初心,用好我们的北斗,是我们的不懈追求。我们的北斗系统已经在交通运输、农业渔业、减灾救灾等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说,这次在我们的疫情防控中,北斗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西咸都市圈”的提出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早在2003年,时任西安主政者就曾以《不是人为地将行政区划并在一起》为题撰文指出,西安、咸阳两市共同建设的是“西咸经济圈”,这与“西安都市圈”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两城合作是既求“共同”,又有“错位”。基点是资源共享,目的是经济同兴。

不过,根据《陕西日报》2017年的报道:

而咸阳的发展也日益显出颓势。早在2005年,咸阳就被榆林超过,省内排名由第二位跌至第三位。2018、2019年,咸阳GDP增速在全省都排名倒数,经济总量也在去年被宝鸡超越,排名跌至全省第四位。

但在张宝通看来,这虽然消除了西咸新区与西安市的体制矛盾,但却加剧了咸阳与西安的矛盾。

杨长风:其实,我们早就使用上北斗了,比如说手机,这就是一个智能导航终端。据我们统计,在中国入网的智能手机里面,已经有70%以上的手机提供了北斗服务,我们的北斗,正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我们秉持着“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这样一个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国际卫星导航的一些事物,推动多系统兼容共用。我们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让世界分享中国的北斗发展成果。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我们的北斗。今年我们的全球系统建成以后,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的北斗都会向你提供满意的服务。中国的北斗,服务全球,造福人类,这是我们的一个期望。

2009年6月,《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要“加快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建设,着力打造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并提出“建设大西安、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任务。

最近这一次,是因为一个“新概念”的出现——西咸都市圈。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 杨长风:今年是我们北斗全球系统建设的收官之年,我们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已经运抵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计划6月份将择机发射,届时我们北斗全球星座的布局将圆满完成。北斗系统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而且性能要求最高的最复杂的巨型航天系统。经过我们几代北斗人的不懈努力,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我们国情的“三步走”发展道路,对世界卫星导航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还有推测认为,此举可能是借鉴“广佛都市圈”“深莞城市圈”,探索新的都市圈发展模式。

杨长风:我们首次创造的三种不同的轨道构成的混合星座,还有独具特色的短报文通讯,以及我们的星间电路,实现了星星互联、星地互联,这些都彰显了“中国智慧”。作为我们的北斗系统,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攻坚克难,用了20多年时间走过了国外卫星导航40年的发展路程。特别是我们北斗全球系统的建设,用两年的时间,实现了高密度发射组网,而且连战连捷,创造了世界卫星导航的一个奇迹,被称之为“中国速度”。

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转变,略显突然。

早在2006年7月,《陕西省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就将西安市9区4县和咸阳市2区1市4县整体划入西安都市圈范围。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安理会3月仍通过了6份决议,1份主席声明,5份主席新闻谈话,多次发表主席媒体评论。

尽管2002年就已签署经济一体化协议,商定按照“规划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布、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的“八同”思路推进一体化。但直到2006年,两地才率先在“信息同享”领域破题,实现电话并网,共用029区号。

在来自陕西省及西安、咸阳两市主要官员的见证下,两座千年古都签署经济一体化协议,由此拉开西咸一体化序幕。

可以说,西咸一体化在历史上就有过“雏形”,两座城市的交流往来也十分密切。根据官方说法,“在历史和现实中,西安和咸阳都存在着全国独一无二的唇齿相依、水乳交融的特殊关联”。